郝振省等 |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数字出版与融合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都在按照党中央总体部署，投身于这场人间罕见的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之中。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编辑出版人也都先后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也是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中，履行职责、担当使命。特别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加强出版服务，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以后，出版界这种履行职责、担当使命的势头就更加充分、更加有序、更加深入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异军突起，在科普传播、在线教育、新闻资讯、国际合作等方面表现亮眼，凸显了出版产业在涅槃重构中的创新之举，彰显了这些年我们在推动编辑转型、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方面的底蕴与成就。
一
融合发展的表现
1.1 疫情期间数字出版与融合发展的正面表现
面向社会读者和用户，科普类电子出版物成为稳定舆情的主力军。在新冠病毒传播初期，关于病毒的传染、传播特征鲜为人知，由于未知产生的恐惧心理在社会和网络中时有表露，公众对病毒存在巨大的科普认知需求。出版单位借助电子出版物，广泛传播疾病诊断、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等相关知识，第一时间消除社会恐惧心理。根据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委会统计，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共有32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123种电子书、科普折页、视频、专题数据库等，如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项目在1月21日启动，1月23日上市；处于疫区中心的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迎难而上，以最快速度出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网络读本的点击量很快突破100万。出版界真正做到了在众声喧哗中回应民意，在风云激荡中传播理性。
面向教育系统的师生，在线教育成为助力完成“停课不停学”任务的急行军。疫情就是命令，病毒高风险传播阶段恰逢学校开学，师生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保证绝对安全的隔离状态，同时还要做到“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我国布局多年的在线教育成为完成此项任务的先锋力量，相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口传心授、口耳相传，在线教育既能保证相对安全的物理距离，又能保证教育内容的顺畅传递。在这场攻坚战中，我国出版集团、出版社真正做到了敢打硬仗、敢于亮剑，反应迅速，例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月6日启动“浙江省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建设，2月9日18:30浙江省数字教材服务平台上线，156册教科书的电子版权授权、数字化处理工作全部在72小时内完成。
面对具有精准专业需求的读者和用户，专题数据库和应用平台成为提供专业内容的生力军。受到疫情影响，居家办公人员有大量的专业需求，在查阅纸本资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专题数据库和应用平台成为活跃在疫情期间的有生力量，持续为居家办公人员提供优质专业的数字内容。根据上海交大出版传媒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首批开放自有App“慕知悦读”平台上的300多本电子书资源，清华大学出版社开放“个性化的高等教育专业知识库”文泉学堂，中国知网和维普中文期刊部分功能免费开放，还有多家数据库实现免费开放，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开放了“科学文库”“中国生物志库”和“科学智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0日全国共有44家出版社开放知识服务平台40余个，涉及科学、技术、社科、少儿等各领域，开放电子书5万余种，课程（含微课）1万余种。大量专题数据库和数字出版平台免费开放资源，为具有专业需求的用户提供了极大便利。
1.2 疫情期间数字出版与融合发展暴露的不足
从防疫期间整体情况来看，数字出版物存在系统性较弱的问题。作为从心理层面抗击疫情的先锋部队，数字出版物必须在第一时间占领舆论阵地，定军心、稳民心，这就难免使一些仓促上阵的出版物缺乏系统性布局考量。如以“新型冠状病毒防护”为主题的数字出版物，各种防护手册、读本、绘本、指南、海报、小程序、知识问答产品，一时间全部涌现于网络。
从读者的角度看，出版物之间关于新冠病毒防护的内容存在重复；电子出版物内容与网络信息内容对比，存在大量重复，造成出版社工作人员的重复劳动。另外，受到疫情压力，标签化、碎片化、网络化的出版物快速出版，加以名人、专家、机构的标签，而出版内容大同小异，暴露出部分数字出版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布局的问题。
从生产环节看，出版单位的效率存在云泥之别。一些出版社由于已经实现数字化生产，反应较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板块间融合较好，出版社与第三方平台无缝对接的单位很快能拿出生产方案，在内容策划、平台建设、营销网络中实现了快速反应。而部分出版单位缺乏数字力量、数字思维、数字布局，使得数字内容供给捉襟见肘，人员疲于应付。
从应用平台的使用反馈看，用户体验有待提升。疫情期间的需求不同于平时的一般性应用，部分应用平台从未应对过如此大规模的访问和即时反馈，出现了网络拥堵、使用卡顿，甚至平台系统崩溃的现象。尤其是在2月中旬至3月初，在线教育的应用平台承受着极大的网络压力，数以亿计的学生对某几个平台的海啸式增长的访问量，使平台应用面临极大考验。另外，由于部分出版社的应用平台尚在起步期，用户体验和亲和度都存在问题，错失了发展用户的黄金时机。
从反馈机制看，双效益的反馈效率较慢。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程度较高的出版社，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表现亮眼，同时也面临着版权保护的难题，如免费与收费的博弈、回归与突破的迟疑。由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体系的即时反馈机制尚未建立，无论是社会效益的反馈，还是经济效益的回报，存在节奏不一、成本大于收益的问题，使得部分出版单位思量较多，影响了反应速度。
二
2.1 疫情带来的客观需求成为检验数字化程度的试金石
客观环境的限制带来了巨大的产业需求。本次新冠病毒传播的特点是“人传人”，这就造成人们在疫情期间不能直接接触，而学习、工作、交流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面对面。停课不停学、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对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这种由“人传人”传染与“人对人”服务带来的矛盾，只能通过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的技术手段来解决。
从巨大的、刚性的、急迫的需求出发，海量用户自然而然地寻求专业机构提供的专业出版服务。以在线教育为例，据QuestMobile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战疫”专题报告统计，2020年春节期间，用户行为变化已经使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时长格局发生变化，相比2019年春节，线上教育平台用户量增长了22%，时长增长了30%。
数字出版机构是否能满足海量用户的需求、提供专业化的出版服务，取决于其是否已经完成专业分工。根据生产力理论，分工程度决定着劳动生产力的成熟程度。“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从本次疫情期间出版机构的表现看，纯粹的数字出版企业，或者是已经建立数字出版部门的出版社，做到了“来之能战”。而数字化程度较弱，或者未能建立专门数字出版部门的出版机构，反应相对迟缓。
2.2 数字出版对既有出版模式已造成巨大冲击，出版单位的结构性变革必将开启
马克思认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我国出版机构的布局，受到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分别设置了相应的专业出版社和综合出版社，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地理区域内的资源优势，这种参照工业生产模式的布局，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传统出版面临技术革新与理念变革，面对区域的内容传递、跨行业的交流合作需求，数字出版应运而生。
自诞生之日起，数字出版就表现出了鲜明的先进生产力特征。面对本次疫情的防控任务和用户需求，数字出版的先进性得以放大：在生产环节，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无纸化的办公流程、数字编辑的专业团队，提升了生产效率；在流通环节，自有平台的即刻上线、合作平台的无缝对接，拓展了流通渠道；在使用终端，手机、电脑、iPad、数字电视，都能够接收数字内容，提升用户体验。
再深一步探究数字出版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就不得不追溯到生产力的要素构成：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面对疫情防控工作，数字出版的劳动对象是“即时内容”，而不是传统出版的“既有内容”，新冠病毒的有关信息是动态发现的，这些动态信息构成了“即时内容”，即内容具有不稳定性，这不同于传统出版长期关注的稳定性内容。数字出版的劳动资料是数字化、网络化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对劳动资料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工具也是生产力高低的主要标志。数字化生产工具能够对“即时内容”实现“即时加工”。在不能面对面接触的条件下，哪家出版单位掌握了数字化、网络化的生产工具，也就掌握了“先手棋”。数字出版的劳动者是熟练掌握生产工具的从业者，其数字化素养实现了在相对隔离状态中的正常办公。劳动者的综合素养，也决定了疫情期间出版物的质量。
受到本次疫情影响，作为生产力的数字出版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结构性的变化，这必然对出版单位内部的专业分工产生直接触动。换言之，在疫情期间形成的团队、效率、组织、流程都将被固化下来。为了保证专业分工的纯粹性、生产运作的顺畅性、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出版单位的结构性变革是必然要顺从这种生产力进步的。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经历重大社会事件后，组织结构更新是必然结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在1941年成立的“事实与数据办公室”（Office of Facts and Figures），后改为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1942年初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CBW）；等等。我国的数字出版作为独立力量的组织形式将被进一步固化或者加强，传统出版单位组织机构变革势必将受此影响，顺势而为。
2.3 融合发展是数字出版生产力溢出效应的必然结果
组织内部的数字出版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组织机构、产品、服务产生直接效果。从疫情期间的反应看，在编印发全产业链都完成数字化布局的单位反应速度较快，突出表现就是具有自建平台的出版单位反应速度超过第三方平台。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出版巨头已经意识到数字出版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敏锐地觉察出读者和用户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变化，提早从战略层面做出布局。2019年暑期，培生集团实施“数字优先”战略，借助“全球学习平台”（Global Learning Platform）更新电子版教材。“数字优先”战略就是注意到数字出版教材体系会降低教材更新成本、加快发行速度、提升师生使用体验。
伴随数字出版生产力的快速渗透，生产力逐渐溢出到数字出版机构之间，促进融合。在本次疫情期间，出版单位生产的数字内容不仅通过自有平台进行传播，同样产生大量的机构之间的合作机会。出版社与喜马拉雅、得到、阅文等机构或者平台的合作日益紧密，武汉数传集团与14个出版集团进行了集团层面的联动等，都显示了数字出版生产力溢出的范围已经从组织机构内部拓展至组织机构之间，虽然暂无统计数据证明疫情期间的出版单位与互联网平台合作频次和密度高于平时，但是从第三方平台的上架速度和更新频次看，第三方平台与出版机构的融合质量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数字出版生产力进一步溢出的结果，就是产业间的融合发展。随着数字出版生产力要素结构不断变化、重组、升级，数字内容不断丰富、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从业人员素质不断提升，数字出版将实现产业层面的融合发展。从目前部分地区和机构的探索来看，数字出版的溢出已经出现了跨行业、跨产业的融合趋势。疫情期间，出版产业与教育行业的合作不需多言。事实上，在最近两年，泰山的出版小镇、上海的“云阅读”已经实现了出版产业与旅游业、酒店业的实质性合作。不能忽视的是，数字出版的溢出效应不会受到物理距离的限制，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数字出版将作为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通道、将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
三
融合发展未来方向
3.1 国家层面将重新审视数字出版的战略意义，在顶层设计中做出合理布局
从国际视角看，数字出版将在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经历本次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交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数字出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全球疫情防控的重要咨询和智力资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等系列电子出版物，已授权韩文版、波斯语版、意大利语版和英语版等多语种版本。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继续加强数字出版的渠道建设，并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继续拓展合作范围，向其他国家传播最安全、最规范、最稳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疫情大考，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得以凸显。在历史传承的纵向维度，文化传承工程、古籍整理工程、版本典藏工程等系列重大工程将推动数字出版走向数字人文、数字文化，使国家文明成果得以更好传承。在地方发展的横向维度，地方省市党委、政府应将数字出版作为数字治理模式的构成要素。国内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探索，如青岛市在2月底发布的《数字青岛2020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培育1-2家数字出版骨干企业，青岛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年产值达到50亿元。基于此方向的考虑，国家层面、省市层面都应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并在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中给出数字出版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配套措施。
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认识并遵循数字出版的强融合发展趋势，包括集约化、规模化、快捷化等本质特征，做好顶层与长远设计。要考虑推动这种本质特征对出版企业组织架构与体制改革的要求。
3.2 出版集团、出版社将加快数字化进程，主动加快融合发展节奏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布局之年，出版集团、出版社应快速调整数字出版布局与站位。加快数字出版和融合发展节奏，变被动融合为主动融合，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数字出版生产力不会降速，经受疫情期间检验和校正的数字出版发展模式，将会在疫情过后释放更大的生产效能。出版单位面对数字出版生产力变革，不是变不变、改不改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变、不得不改的问题，更是怎样变、怎样改的问题，数字化趋势已经浩浩荡荡、无法回避，出版单位必须正面应对。在保证出版内容精品化的基础上，技术上要将“待激活”的出版资源全面激活。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促进出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维护产业链稳定和安全。
3.3 行业协会（学会）应以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作为首要任务
在本次疫情期间，出版行业的协会（学会）及时组织会员单位联合抗击疫情，获得了社会好评。例如，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提供免费阅读、在线教育资源服务，出版疫情专题读物，制作抗疫公益音乐、公益游戏等；中国编辑学会所属各专委会及会员单位先后推出了各种疫情防控、心理调适、励志自强的出版物，启动系列科研课题，为高校提供在线教育课程。疫情过后，行业协会（学会）应加大数字出版人才的培训力度，目前每年的培训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出版单位的需求。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面，行业协会（学会）在疫情过后，应迅速组织调研，面向整个出版行业，对数字出版人才需求、转型要求、配套政策、瓶颈困难做系统性的摸底调研，针对相关情况形成专题报告，以此作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计划的基础和依据，并与出版职称评审、考试制度、考评晋级等系列政策做统一衔接，以保证全国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专业性和稳定性。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要充分借助和依靠已有的和正在发展的先进的数字出版生产力。
3.4 个人层面要实现数字化自我教育，全方位提升数字媒介素养
根据霍尔的编码理论，传播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都同时具备统一性和差异性。数字出版物的生产基于大数据统计的数理基础，较多体现统一性，而在数字出版物内容的解码方面，由于读者文化积累和技术素养的不同，其差异性更为明显。具体到数字出版用户，提升基础性媒介素养尤为重要。这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助传统阅读方式，积累坚实的综合文化素养。面向数字化，不意味着放弃传统阅读，相反更应借助传统出版内容的稳定性、系统性、经典性，建立坚实文化基础。二是提高数字内容的解码水平，要针对数字内容建立个人的辨识系统、参照体系。熟练利用多平台之间的参考、对照、辨别，实现认知由碎片到整体、由单一到复合。疫情期间，熟练对照多平台信息的用户，对信息掌握也更为准确，认知也更为全面。三是以专业化需求为圆心，拓展数字化素养。以专家型的数字编辑为例，要围绕专业内容建立个性化的数字内容知识库、专业查询路径、成果发布平台。在储备电子书和音视频资料的基础上，需要注册多个专业应用平台的账号，借助已有数字平台的内嵌功能，积累专业素材、记录应用轨迹、了解专业动态；对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账号，也应做到日常关注；对国内外的专业搜索引擎、社交平台都应熟练使用。建立编辑个人的成果发布机制，及时发布阶段性的专业学术成果，以“实战”应用全方位提升媒介素养。
这里，还要看到一种趋势：由于读者思维正在向用户思维转变，由用户思维所引发的业界对于IP资源的激烈竞争，正在推动过去流水线上的单枪匹马、单兵校练的编辑加工模式向项目小组的多元性、系统性模式转化。以新媒体工具为依托的选题目标的丰富性、加工过程的多向性及营销传播的立体化，正在向编辑们提出强力挑战。
▍ 作者 郝振省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宋嘉庚
北京印刷学院讲师
▍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数字时代网络出版管理机制研究”(18BXW040)
▍ 载《现代出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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